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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-02-08 20:21唐代均田制较有效地推行了仅仅30-50年。
但在这几十年内，均田制维持了唐代封建国家的正常运转，
形成了以均田制为特征的农业经济体制，承担着封建国家的税赋和徭役。
同时，均田经济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维持了社会的稳定，并有力地推动了王朝国家的发展上升。但是，
均田制推行的过程也就是它败坏的过程。
随着均田制的日趋废弛，唐初培植起来的均田小农生产方式，日益支撑不起沉重的国家财政开支。广大农户不得不变卖土地而逃避税赋和徭役，
土地的集中和兼并进一步加速了均田农户的破产进程。
到玄宗开元、天宝之际，
均田制事实上已经瓦解，大多数均田农户经济已经破产。
接着发生的历时近八年的安史之乱，彻底摧毁了唐初以来百余年的均田经济生产方式。乱后藩镇割据，
唐代中央政府失去了财税控制权，封建国家机器运转困难。两税法是在这种形势下推出的。
这表明唐王朝已经不再在法律和制度上维持均田农户经济，均田农户经济至此彻底破产并退出了历史舞。
唐代税收体系和结构的发展变化，从根本上说，是土地产权公、私转化的结果，封建国有土地一步步减少，
逐渐转化为私人所有和大土地私有化。
土地产权性质的变化，体现为社会财富占有关系的变化。
而封建国家的赋役制度，既是维持国家机器运转的必要手段，
也是对社会财富再分配的必要要求。
为了顺应土地私有化的财富分配方式，唐代赋役制度不得不抛弃与均田制配套的租庸调制，推行两税法抓住了土地作为财富之源的根本，因为土地是一切资产的代表。
两税法舍人税地，表明唐代封建国家的税收制度改革已是大势所趋
，同时表明封建国家的赋税征收原则、征收方式以及财政运作方式起了重大变化。
但更为根本的是，唐王朝终于承认了土地产权的私有，并以此为据的资产税才有了合理的逻辑。
前已述及，唐代土地产权的变化有一过程。
唐初，土地私有通过买卖和兼并己初现端倪。
唐太宗贞观年间，豪富之人己开始吞占良田。随后高宗、武后朝，土地集中之势业已形成。
当时的权贵和豪富结盟，
在全国范围内大肆侵占土地资源。
玄宗开元、天宝之际，社会上的大土地现实私有步入快速发展期，大规模的私人田庄蓬勃兴起。
最为典型的是当朝高官，竞相侵占良田私造田庄。
权相李林甫则“京城邸第，田园水桤，利尽上腴"。
为了制止土地私有化的发展，
唐王朝也下达了禁止土地兼并的诏令
。但这些诏敕所起的作用。
一是证明土地买卖、兼并早已席卷全国；二是这些禁令遭到权贵豪富们的抵制和反对，基本上徒具空文。安史乱后，唐代封建国家的中央权威几乎全部丧失，大土地私有发展得更加凶猛。
大土地现实私有日益膨胀的不可逆转，以及王朝中央加以遏制的努力的不断失效，唐代封建国家惟有承认土地买卖、兼并和集中的合法性，即土地归私人所有的合法性。
唐代土地产权的演变自有其内在的逻辑。
第一，唐代均田制并非绝对平均分配土地的田令。
在授田之初就有存在私有土地，而且封建国家予以承认。
第二，唐初地旷人稀，封建国家鼓励人民垦殖，
允许有力量的人民请射荒地。
第三，均田制要求土地往复还授，在此过程中永业田和口分田的产权属性不断发生变化，
私有土地增加，公有土地逐渐减少
，一致最后没有土地可以还授。
第四，
经过往复还授的土地逐渐条块化和隔离化，增加了农民的作业成本
，不利于农业集约化生产，这就内在地要求土地要集中经营才有效率。
所以说，土地产权的私有化有其内在的演变逻辑。
人地比例始终是我们分析古代土地产权演变的重要工具。唐初人地比例较小，进入开元、天宝时期人口滋胜，
人地比例逐渐变大，人地关系渐趋紧张，表现为封建国家己无土地可授。
另外，就均田制本身的制度而言，它包含着土地产权私有的倾向。
在土地政策上，
唐代王朝国家宽松的土地买卖政策，为土地需求者提供了合法的政策环境和畅通的交易渠道。
这一点早就为学界所共识，不仅近代学者已经观察到了，早在宋代也有人认识到了均田制的内在矛盾性。
土地私有化有其自身的发生、发展的规律。
既然是一条规律，只要符合规律的条件具备，这条规律就起作用
，就能解释和说明具体事物的演变过程。
唐代，虽然是中国的古代社会，
但其土地产权的变化条件和发展方向等都是满足这条规律的
，所以唐代的土地也是可以用这条规律来解释的。
具体来讲，唐代允许土地买卖或有条件的买卖，就意味着土地的商品化。
土地商品化以后，
就会有大量资金进入土地市场，加剧土地的集中和私人占有。
中国历来就有“以末致富，以本守之”的财富积累传统，就是通过从事工商业快速致富，再把财富转移到农业中去，实际上就是购置土地、田宅。
所以，唐代封建国家对此是禁而不止的。
两税法的施行，表明国家土地政策和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，
不再对土地资源的占有、买卖和集中进行制度性约束。
实质上是唐代封建国家确认了土地私有的合法化，只是这个过程是渐进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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